牙疼不能吃什么

毛泽东与亚非拉青年朋友在一起

“毛主席不仅是中国的领袖，也是世界的领袖”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交朋友的重点逐步转向亚非拉新独立的国家。此时非洲独立运动的兴起，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关注。对于他来说，除了为新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一总体战略考虑，还出于毛泽东一贯对于弱者的同情，对被压迫的人们的同情。因此，毛泽东在非洲国家有着很高的声誉。毛泽东逝世后，坦桑尼亚总理尼雷尔再三强调，“毛主席不仅是中国的领袖，也是世界的领袖”。

加蓬总统邦戈于1974年10月访华时与毛泽东见过面，1975年6月下旬来访时希望再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因病无法出面会见，便在病榻上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表达歉意。毛泽东逝世后，加蓬的报纸刊文指出：“几乎全体非洲国家元首在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一宣布就向毛泽东主席致敬，反应如此迅速和如此热烈，表明我们非洲对这位已故伟大领袖态度的深刻变化。”“邦戈总统钦佩毛泽东主席对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问题的真知灼见和深邃洞察力，正是他如此尊重别人，并希望别人把他的著作当作榜样而不要当作唯一符合各国人民愿望一成不变的学说。”邦戈说，“这位杰出的导师、中国的伟人、无与伦比的政治家与世长辞了，他将永远影响全世界各个时代的历史”。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批准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其中26张来自非洲国家。刚果前总统恩古瓦比一语道出非洲国家的心声：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所有进步国家的胜利，是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1973年7月29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恩古瓦比总统。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精彩的辩证分析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逝世后，他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在这悲痛的时刻，我耳边又响起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对我的充满智慧的谈话。他的形象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这是非凡的英雄形象。”“毛泽东的业绩是不可估量的。他的威望超出了伟大的人民中国的境界，在全世界得到了承认。”

中国和拉丁美洲相距遥远，同时由于历史原因，双方来往不多。为了推动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毛泽东有时甚至亲自出面做工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拉丁美洲国家来华访问的大多是非官方代表团，但毛泽东仍抽出时间接见他们。在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在70年代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第三世界的朋友们欢欣鼓舞。同属第三世界的拉美国家中，有不少向中国表达了发展友好关系的意愿。

1971年10月5日，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赞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的讲话在会场上引发了雷鸣般的掌声。1972年2月14日，中国和墨西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使得墨西哥成为继古巴、智利之后第三个与新中国建交的拉丁美洲国家。次年4月，埃切维里亚作为墨西哥历史上第一位访华的总统开启了中国之旅。

4月20日早上，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报告，称埃切维里亚夫妇“都关心和盼望主席能够接见”后，于当晚会见了埃切维里亚夫妇。埃切维里亚说：我一下飞机就看到几千个孩子和青年载歌载舞，精神愉快，显示出新的面貌。毛泽东说：那是做给你们看的。过去我们公安部门不让群众跟外国人接触，现在解放了一点。你搞点突然袭击，没准备的，那个是真的。机场上啊，半真半假。埃切维里亚说：大约六个月以前，有一位墨西哥名医来向我介绍中国赤脚医生的经验，我们准备几个月后在墨西哥推广。毛泽东说：也是个穷办法，没有别的办法，学那么几个月就去当医生，在治病过程中学习。一般普通的病能看，严重的病就要到城市了。中国还没有普及赤脚医生，如果一半的农村有赤脚医生，那就了不起了。

毛泽东逝世后，埃切维里亚发表谈话。他说：“毛主席由于对人类变革作出了贡献，已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位伟人。”“当我1973年4月有幸认识毛泽东时，我重申了我所说过的话：他是诗人，预言家，人民的战士。我一向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革新者，确实充满智慧，拥有极其深刻和牢靠的经验。”他在谈话中还提到了旧中国“到处都是卖淫和吸毒”的悲惨历史，赞扬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是有朝气的、乐观的和勤劳的。

2019年10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97岁高龄的埃切维里亚委托私人秘书豪尔赫·努诺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努诺表示，在埃切维里亚总统访华之前，墨西哥国内对新中国了解非常有限。从埃德加·斯诺等人的作品中，他了解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强付出的艰苦努力。而在第一次的访华之旅中，中国人民的热情让他认识到第三世界人民的心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中国朋友对我说，中国不是在欢迎一位总统，而是在欢迎一个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这次访问是雪中送炭。经历了长时间的侵略、压迫和暴力，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的土地上再也没有列强了！”努诺转达了埃切维里亚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亲切问候，为两国已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各领域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而感到欣慰。

“他不仅仅属于中国，他属于全世界”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美国的时候，一位美国中年人从路人的嘴里偶然得知后顿时呆住。他写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是个美国人，在纽约出生、长大并在那里生活。然而，毛泽东却曾非常直接地影响了我的生活。”

这个人叫霍华德·海曼。他于1944年作为军人被派驻中国，先是在昆明，后来又到重庆，军衔是一等兵。在中国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他目睹了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到处是疾病、乞丐、饥饿，到处是衣衫褴褛的人们，到处是卖淫和死亡的现象。许许多多骨瘦如柴的青年拉黄包车，活到二十五六岁就死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亲眼看到过蒋介石的军队扑向一个村庄，见到男人就抓，给他们铐上手铐，打他们，然后告诉他们被‘选拔’入伍了”。在接触一批中国学生并成为朋友后，“我的中国朋友向我讲述了延安的情况，那里的窑洞、著名的长征，当然还谈到了他们的伟大导师毛泽东”。

抗战胜利后，霍华德·海曼和他的战友杰克·埃德尔曼、爱德华·贝尔三人奉调到重庆。此时，恰逢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听闻消息后，他们即千方百计想见毛泽东一面。经过一番努力，在中共南方局的安排下，他们三人于1945年9月16日实现了愿望。海曼在悼念毛泽东逝世的文章中写道：“学者和历史学家可能向你们讲述毛是一位诗人、历史学家或革命家。可是在我的回忆中，他是一位热情、恬静、关心人的人，他能很容易地立即使你不感到拘束。他与他手下人员的相互关系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毛同工作人员、领导人、厨师和招待员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友爱和热情的关系。我没有发现丝毫自负、讲究礼仪、神气十足或其他任何做作行为的迹象。”

贝尔也在日记中记录了见到毛泽东的情景，称毛泽东“非常谦虚，讲起话来声音柔和，从不提高音调，从不激动，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在这样的人面前，我们不由得有卑微之感”。“在这一天，语言不可能成为我们的障碍，我们通过译员谈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世界和平的重要性与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三位美国朋友多次访华，故地重游。贝尔将记有毛泽东会见的日记捐赠给了重庆的红岩革命纪念馆。埃德尔曼为了表达对中国的友好之情，资助了不少中国留学生。

1909年出生的马克·盖恩，后来成为了一名加拿大记者。1947年，盖恩随美军观察组赴延安访问。毛泽东逝世后，他撰写了《在延安会见毛主席》。文章开头写道：“我跟毛泽东见过几次面，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中国西北他住的窑洞里。地点是在延安市郊一个山岭中，时间是1947年2月。当时，国民党军队距延安只有60英里。”这次谈话从午后到第二天凌晨。他在回住宿地的路上一直在思考毛泽东的谈话。“突然间，我感觉到，一个巨人就在我的面前。”

此后，他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他写道：“毛泽东统一了中国，给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观，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他教导人民说，只要他们同心协力，他们就能克服任何困难。”他总结道：“作为一个记者，我见过不少成为伟大的人物，但只有一次我感觉到自己是跟一位真正伟大的人物在一起——在那严寒、荒凉的窑洞里。”

1965年，盖恩回到阔别多年的中国。他蓦然发现，新中国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到难以辨认的程度了。在他看来，最惊人的变化，还是精神面貌的变化。他所遇见的人，对于自己的国家及国家的成就表现出非常的自豪感。他曾经在上海工作过，这次回来，完全看不到那时街头的尸体、饥饿的孩童、灯红酒绿下的娼妓、蝗虫一样的盗贼。他感慨万千：“毛泽东思想已经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1931年出生的秘鲁作家、记者安东尼奥·阿尔塞才华出众，年仅25岁就当选为秘鲁全国记者协会主席。1960年冬，他第一次访华。熠熠生辉的天安门城楼、秩序井然的长安街让他耳目一新，更让他激动的是见到了心中崇拜已久的伟人——毛泽东主席。毛泽东逝世后，他撰文回忆见面时的印象：“同这位传奇式领袖谈话时，我们喝着敬客的芳香扑鼻的清茶，他自始至终不停地抽烟，展现出感染人的笑容，这一切经过这么多年我仍然没有忘记。”“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毛的功绩是非凡的。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民，在完全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杰出革命导师的教导下，正在热情地致力于建设一个新的生活制度，摒弃几千年的社会偏见和思想弊病，造就一种团结的、专门利人的、高尚的新人。”

2019年，阿尔塞的女儿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父亲从报纸上了解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和中国的解放，并受到了鼓舞。”在谈到毛泽东的那次接见时，她说：“父亲对那次会晤印象深刻。他总是跟我们讲，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是非常纯朴的人。毛主席对秘鲁和中国建交表现出很大的兴趣。”阿尔塞于1966年再次来到中国，应邀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当时叫北京广播电台）担任西班牙语广播的外国专家。他女儿回忆：阿尔塞收到邀请来到中国的时候说了一句令她终生难忘的话：“中国在下个世纪将会让全世界震惊。”此后的数十年间，无论是在祖国秘鲁还是在第二故乡中国，阿尔塞以中国社会巨大进步见证人的身份、以亲历的事实为依据，写出不计其数的高水准报道，对西方舆论攻击抹黑中国的报道进行严厉批驳。

2014年5月15日，阿尔塞因病去世，享年83岁。秘鲁国会默哀一分钟，向这位50多年来致力于推动秘中文化和贸易往来的文字工作者致敬。新华社在播发阿尔塞去世的消息中特别提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头衔”是中国人给外国友人的最高敬意。

1966年6、7月间，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接见了与会的200多名作家。毛泽东逝世后，当年参加这次会议的斯里兰卡作家萨普坦特里，发表了《我见到毛主席》一文。文中写道：“1966年7月17日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这一天，我亲眼见到了当代最伟大的人物。”“我欣喜若狂，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我没有把由于高兴而流到面颊上的眼泪揩掉，泪流到了脖子上。只有我一个人内心产生这种感情吗？我看了看其他人。我看到一些体格强壮的非洲作家在擦眼泪。这的确令人感动。看到这位当代最伟大的人物，我的内心充满了无法表达的感情。”

为纪念毛泽东，萨普坦特里还满怀深情地写下了一首诗：“如果在将来的某一天，我的现在的幼小的儿子问我：毛泽东是谁？我要回答：他是你最好的朋友。毛泽东没有逝世，也决不会逝世，更没有人能把他除名青史。生老病死，人生有常，毛泽东不是尘世的过客，而是先进思想的化身，指引着我们的解放。他不仅仅属于中国，他属于全世界。”

（来源：《党史博览》2023年第12期）